第，我的岳父是民国时期相当有名的学者，翻译过很多外国名著。大概是母上大人特别钟爱“小楼一夜听春雨”这句话吧，我不清楚，但这个名字我喜欢，总比我父亲给起的那些“建国”、“抗美”、“爱军”之类的，好听太多了。父亲是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遗书上有一段话，是留给我的：小楼我儿，好好和祖国一起强大起来，做我的眼睛，祖国再无人欺负的时候，家祭无忘告乃翁，和我说一下，免得我心不安。母亲的家教很严格，为了培养我成才，给我请了很多当代名师学者，其中就包括父亲生前的亦师亦友齐老先生。齐老先生也是位老革命，而且参加革命比我父亲还早上那么几年，当时是红四方面军的宣传骨干，从驱逐脚盆鸡、到打秃子，都为革命军队的宣传组织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老先生的艺术造诣很高，无师自通，京评弹唱，无一不会，无一不精，是业内首屈一指的巨佬大宗师，走到哪里，都得给老人家三分薄面，桃李满天下，德高望重的主儿。有着父亲这层关系，我又是革命烈士后代，老先生对我这位战友遗孤，显得特别青睐，几乎是手把手。一个活一个活，一个腔调一个腔调地西行教导我，这可羡煞旁人，不知让多少同行各种嫉妒羡慕很呢！得到老先生的精心指点倾囊而授，加上我自己本身也是勤勉上进，刻苦努力，很快，短短几年内，我的业务水平得到了质的飞跃，有了快速的提高。父辈就是搞文化宣传这一块的，子承父业，我也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国家曲艺团工作，但由于我主攻的京剧这一门，在曲园这个大家庭里，并不是太受当时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喜欢，所以节目安排的也少，没机会多上台，我自然起来的也慢，眼瞅着其他小伙伴一个个大红大紫成角成腕了，我还是一个仅仅盯着齐老关门弟子的光环，寂寂无名的小辈。改革开放了，不少团里的成员，都开始瞒着单位，偷偷组队出去各地走穴赚外快，看他们都转了不少小钱钱，我的心，也开始蠢蠢欲动了。这种大事，我自然不敢擅作主张，需要回家跟母上大人商议，毕竟，我当时是体制内的人，如果走出去，能不能有碗饭吃饱肚子都难说。还好母上大人并没有反对我的意思，但也没说有多支持，只是交待了一句，在外面如果混不下去了，痛快滚回来安心上班，别在外面给你爹丢那个人。我痛快的回一句，好嘞！第二个我去征求意见的，就是我的老恩师齐老。老先生对我单干的想法，给予了很大支持，并不单单是精神上的鼓励，还在实际行动上，挪给了我两外块钱，托关系找朋友，帮我在大兴找了家小剧场，作为我创业的开始。有了场所，我马上拉上一帮有野心开创一个新局面的朋友，j呼朋唤友，，开始大张旗鼓干了起来。这一干，才知道，万事开头难啊！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港台流行歌曲四大天王电影唱片充斥着京都，京剧几乎失去了立锥之地，我的小园子，在最初的几个月里，除了几位老人，几乎是无人问津，门口罗雀，冷清极了。最惨的一次，台底下就一个观众，是个京都的老炮老爷子提着鸟笼子。满台下就一个观众，我们台上那一出演的是《定军山》，十好几个演员呢，场面相当尴尬。有个兄弟问我，就一人，咱们演不演？我毫不犹豫说，演！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就算是一个观众，我们也得把他侍候好了。演到一半，观众的手机还响了，台上扮黄总的我尴尬，台下的观众也觉着不好意思，还冲我们道歉，对不住啊，接个电话，马上就好。我跟那爷们开玩笑，接完电话消停坐那看戏，今儿您别想跑，我们后台可比您人多，打起来保准您吃亏。那段日子太难熬了，我带着大伙，站在园子门口，卖力吆喝卖票，就是没多大起色。每场能卖出去十张票去，我和伙伴们都铆足了劲头晃膀子给大伙演，要是偶尔能卖出去二十张票，大家高兴地后台抱在一起又蹦又跳又哭又笑，不容易啊！头两年，根本开不出工资，演完了一场，交了场地租金，剩下的票钱最多买个西瓜，切开大家一分，我给大伙鞠躬说声辛苦，吃完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苦日子不好过，最初的始创伙伴，有很多熬不住这清苦，先后退出了，我不愿他们，毕竟，他们有一大家子老小要穿衣吃饭，也要养家糊口啊！总不能坐以待毙等死吧，辙是人想出来的。我慢慢的放下架子身段，放下自尊和骄傲，出去接零活，剧组跑过龙套演过路人甲，电视台做过两小时插不上一句话的综艺节目主持副咖，甚至给一些乡镇小企业开张剪彩站国台……反正，只要给小钱钱，我什么活都接。在外面风里来雨里去的辛苦赚来的钱，都给我用到了剧场的周转运营上，京剧不能倒，这些跟着我坚守国粹阵地的兄弟姐妹也要吃饱肚子。在那段最艰苦的日子里，在一次家里安排的相亲机会上，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太太明敬亭，当时红透了半天天的名角儿明敬亭。太太婚后很支持我的事业，甚至为了全身心照顾我后勤，为我免除后顾之忧，不惜放弃了自己的优越工作和大好锦绣前程，跟我一起奋斗，甚至为了筹钱帮我交房租，把老岳父给她的生日礼物小汽车给卖了。现在总算好了，我的“听雨楼”走上了正轨，接着发达网络的东风，彻底火了起来，上座率爆满，每一场都满坑满谷，国粹之火，生生不息。能有今天，我不但要感谢母亲的培养和夫人的襄助，更要感谢一只鼎力支持我的恩师，齐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