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记载：“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诸侯，寫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涇、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

天下豪富十二万户，意味着多少人口呢？一户三人，十二万户意味着36万人；一户十人意味着120万人，而豪富之家只有区区十几个人，未免太不豪富了吧？这十二万户豪富聚集在一起意味着一股新力量，一种新文化，更意味着一种繁华和繁荣，另一种：“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竟豪奢”的繁华和繁荣。天下十二万户豪富迁居咸阳是稳定天下的方法，但对咸阳局部地区而言也意味着是一种不稳定因素，如何消弭这种稳定中的不稳定呢？秦王嬴政选择的方法是这样：“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涇、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

秦始皇嬴政在咸阳的这种重建旧诸侯宫室以及迁人的政策，对迁居咸阳的十二万户豪富而言，意味着心理上的归属感。可以充分稳定迁徙到咸阳的豪富们的人心。这种迁徙豪富的怀柔政策割断了六国豪富和旧地的联系，彻底地破坏了既有社会的组织结构，造成群龙无首，安定了民心。秦始皇嬴政并未采取屠杀天下富豪的手段并诸侯而统一天下，而是采取迁徙诸侯豪富于咸阳的政策囊括四海，并吞八荒。这种策略能够实现控制和震慑诸侯旧贵族目的。通过软禁、控制和震慑旧诸侯国豪富的方法，进而可以安定旧诸侯国的民心，防止当地人的反叛。咸阳地区的庞大的迁徙人口，改变了咸阳的人口结构，文化结构，在形成一种文化繁荣同时，也对咸阳地区的社会安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对于秦始皇嬴政的新生政权而言必需要时时防止这些迁徙豪富们的祸乱。任何一个政策都有利弊两方面，割断旧六国豪富大户同故地联系政策本身，对于维护全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稳定无疑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同时对咸阳局部地区的社会稳定造成了潜在的威胁。历史如此的悠远，隔断了今人和真实历史的直接联系，要想了解千年以前儒学在秦国的真实地位，只能依靠隐含在历史书籍中的片言支语推测。评判一种学问、一种文化的地位可以从民间普及程度评判，也可以从官方的接受程度推测。《史记》所载与儒学有关的事件基本上都是贵族或者说是官方的事件。现在以《史记》为一孔，窥儒学在秦之地位之全貌。《秦始皇本纪第六》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嶧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

始皇帝并不歧视孔夫子的儒学。在坑“儒”时，嬴政的长子扶苏谏言是：“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扶苏建议不要重法惩罚这些犯禁的方士的根本原因，不是这些人不应该受到惩罚，而是因为这些人都有儒学的背景，都是“诵法孔子”的。由此可见儒学在秦国的势力还是很强大的。以致太子都有所忌讳？而扶苏之死，更是死于孝字？《史记李斯列传第二十七》载：“胡亥曰：‘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谫，将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倾危，社稷不血食。儒学作为一种文化，作为一种学派，在秦国的地位还是很高的。秦始皇嬴政的个性特征是最为传统主流文化所诟病的：暴虐。但事实真是这样的吗？从史记中提供的有限的事件看，始皇嬴政并非街谈巷议的那样暴虐！《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缗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毋爱财务，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见尉缭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缭曰：‘秦王为人，蜂凖，长目，摯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而李斯用事。”

此段说明什么？秦王嬴政礼贤下士，唯才是举，唯能是用；尉缭尽管衣服饮食与嬴政同，但却是富而不荣，有名无位，所以有微辞而抱怨秦王嬴政，但是始皇嬴政却不顾忌这些微辞甚至容忍对自己的慢侮，并委以重任。《史记蒙恬列传第二十八》：“赵高者，诸赵疏远属者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于隐宫，其母被行戮，世世卑贱。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于事也，赦之，复其官爵。”

此段文字提供的事实说明，秦王嬴政选贤与能不论背景，但有才干即用之。赵高世世卑贱之人，秦王嬴政仅仅是“闻其强力，通于狱法”即举为中车府令。赵高犯法，按律令当杀，而秦王嬴政认为赵高“敦于事也，赦之，复其官爵”，不仅赦免了他的罪行，而且还恢复了他的官爵。这件事说明，秦始皇的暴虐、好杀之名值得怀疑？这从侧面说明了秦国何以人才济济，国家何以富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