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语录】宦途原如大海，由京曹而莅外任，则如从内港而放外洋，乍见风涛奇险，目眩神骇，回顾无涯，觉独泛孤舟之可危，思舣近岛屿以求安，而不知三神山亦自无有定所。惟冀稳慎捩舵，以忠信涉波，或有如履平地，终登彼岸之一日，幸无过于焦灼也。【曾国藩轶事】曾国藩生性就很谨慎，不是那种粗心鲁莽毫无顾忌的人。但他一生之中，有多次变化，性格也有很大改变。刚进入仕途时，还以“敢”字标榜，以“强”字自励。随着深入官场，他才体会到仕途险恶，性情更加谨慎，甚至如他自己所云，已由慎生葸。葸者，畏惧之意也。朱之瑜说过，“慎者，美德也，而过用之，则流于葸”。如果由慎而惧，胆子越来越小，恐怕就什么事也办不成了。左宗棠性情刚烈，李鸿章则远为圆通，二人都批评过曾国藩胆小。同治二年（1863）九月，曾国藩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国藩败挫多年，慎极生葸，常恐一处失利，全局瓦解，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也。”

可见，他之所以如此谨慎，是因经历太多失败之故。曾国藩一生经历过许多败仗，其中关系全局的大败，他自己总结有四次。一是湘军初次出兵，遭遇靖港之败，全军溃散，曾国藩险些自尽；二次为湖口之败，为石达开所困，水师失利，他的座船也成为太平军的战利品，又险些投水自杀；三次为三河镇李续宾全军覆没，曾国华身死，湘军百战精锐丧失殆尽；四为祁门之围，为李秀成数十万人所困，侥幸逃生。此外，其他败仗不胜枚举。因兵败而亡的湘军大将，从塔齐布、罗泽南、刘腾鸿三兄弟、李续宾、张运兰，前后有数十员。如果这些败仗还让他谨慎不起来，那才是怪事。军事上的谨慎固然重要，但对曾国藩而言，太平军不可怕，打败仗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官场风云。在他官卑权微时，尚未悟其中奥妙，随着他官大权大，在官场混迹越久，陷入越深时，越感到可怕。在同治帝即位以后，慈禧当政，这个女人心狠手辣，更令曾国藩生畏，从而也更加谨慎。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慈禧太后勾结恭亲王奕！，发动宫廷政变，囚禁了肃顺、端华等顾命八大臣。不久，端华等被处死。曾国藩闻讯大惊，在日记中写道：“骇悉赞襄政务怡亲王等俱已正法，不知是何日事，又不知犯何罪戾，罹此大戮也！”

其心中惊惧之情由此可见。肃顺是满清中较为开明的大臣，就是他鼎力推荐曾国藩，营救左宗棠的，他幕中的王闾运、郭嵩焘，都与湘军有极密切的关系。因此肃顺一党被灭，曾国藩一则为慈禧的狠辣震慑住，另外也预感到事情不妙。此际，胡林翼、左宗棠等心腹建议他自立，以免受人所制。但慈禧也不傻，她知道如果对曾国藩不好，肯定会激起事变，此时清廷内忧外患，无法顶住太平军、湘军的双重打击，亡国是指日可待的事。为笼络曾国藩，她下令优奖，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统领四省军政，全权指挥平定太平天国大计，并加授协办大学士。曾国藩成为清代封疆大吏兼大学士衔之第一人。在此厚待之下，曾国藩明白慈禧还是明白人，自己不会有性命之忧，这才心安。但他由此也知此人不易对付。当接到任命封赏谕旨时，不喜反忧。他在日记中写道：余近浪得虚名，亦不知其所以然，便获美誉。古之得虚名而值时限者，往往不克保其终。见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针对如何上奏，他与幕僚们计议多日。后来奏请撤销总领四省军政的权力，朝廷不允，曾国藩也只好奉命。后人说他是清代汉人权力最大之人，便指此而言。曾国藩不久再次上奏朝廷，称颂慈禧“英断”，为“自古帝王所仅见”，认为此后定然“朝廷清明”“人心思治，自是中兴气象”。所谓“同治中兴”，专为称颂慈禧而言，最早竟出自曾国藩之口。曾国藩对慈禧畏则有之，敬则未必。他担任直隶总督，入京进见，慈禧专门召他入宫垂询。回去后，他与心腹赵烈文说，慈禧慎小忽大，不能成大事。此后，他对清廷已不抱什么希望了。但仕途风波总是伴随着他。攻破天京后，太平天国灭亡，又到了兔死狗烹的时候了。此时有几位御史开始制造舆论，攻击曾国荃纵兵抢掳，谎报战功，甚至牵涉到曾国藩。一时朝野鼎沸。曾国藩知道，这是慈禧的手腕。为保全自己，他不得不以退为进，劝曾国荃归隐，裁撤湘军，这才使形势稳定下来。一年后，曾国荃出任湖北巡抚，与总督官文不合。官文无才无能，但因是满人，无人敢顶撞。曾老九不服，上章弹劾。结果首先遭到反击。御史佛尔国参劾曾国荃，说他参官文是肃顺余党，不实，例应反坐。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虽经谕旨平反开解，而痕迹甚重。吾家高爵显宦，为众人所侧目，思之悚栗！”

因证据凿实，清廷不得不罢免官文。曾国藩给曾国荃写信说：“顷阅邸抄，官相处分极轻。公道全泯，亦殊可惧！”

可惧的正是官场黑幕，为人臣子，也无可奈何。曾国藩晚年给亲信好友信件中，经常谈及官场险恶，这是他青年时从未有过的。1865年，他最亲信的好友之一刘蓉被劾去职，也是由于权力斗争。他给郭嵩焘的信中说：“霞（刘蓉）去乃并不待野鸟之祥（此为他与郭嵩焘作的灯谜，‘钦差进省’，打《文选》两句。谜底是‘野鸟入室，主人将去’，是说有朝中人来，恐怕就要丢官了），亦足见世途险鞻，任事非易矣。”

同治六年（1867）十二月，他给湘军将领蒋益澧写信。蒋益澧前一年任广东巡抚，不久被弹劾，仅干了一年，就被降二级，任为广西按察使。他在信中宽慰道：宦海风波，极无常态。得时则一岁九迁，失势则一落千丈。绛侯提师百万，尚畏狱吏之尊；李广才气无双，尚为醉尉所辱。阁下虽遭小谪，犹不致如古人之大遣大呵，指日温纶特沛，光复旧物，在阁下亦毫无加损。实则蒋不久因病乞休。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曾国藩给两位弟弟写信，再次陈述官场难居之意。此时他已是风烛残年，几个月后就去世了，仍然念念不忘，以此警告兄弟：官途险峨，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不易易。如韫帅之和厚中正，以为可免予险难，不谓人言籍籍，莫测所由，遽至于此。【智慧解读】面对波涛汹涌的宦海，畏缩自是不行，而横冲直撞更加不可。只有一字可行，即“慎”字。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亲书“清慎勤”三箴于匾额。其中“慎字箴”说：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后来他又写了一条联语，说：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可见其一生是何其谨慎。《管子》中说：“其所谨者小，则其所立亦小；其所谨者大，则其所衣亦大”，认为一个人成就事业的大小与其谨慎程度成正比。朱熹说，古今大英雄豪杰，做事必有临深履薄的感受才可成大事，他在给陈亮书信中说：“真正大英雄人，都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做将出来。若是血气粗豪，却一点使不着也。”

明代大儒薛碹也说：“圣贤成大事业者，从战战兢兢小心来。”

谨慎方可办大事，可以说是古代贤哲经历无数磨难后总结出来的硬道理。为人如此，自修如此，做官更须如此。因此，在曾国藩的为官三箴中，“慎”字被列为第二，仅次于“清”字，比“勤”字还重要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