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载淳17岁了，按照清朝早婚的习俗，早已过了“成家立业”的年龄，慈禧太后实在没有理由再阻止他结婚了，只好同意为其择婚。经过层层甄选，皇后候选人最后确定为两人：一位是慈禧太后看中的刑部江西司员外郎凤秀之女富察氏；一位是慈安太后看中的蒙古状元崇绮之女阿鲁特氏。14岁的富察氏娇憨可掬，还是个稚气未除的大孩子，如果立她为后，会易于自己摆布，这是慈禧太后喜欢她的主要理由。而载淳却与母亲意见不同，他倾心于芳龄19，雍容端庄、成熟持重、诗书娴熟的阿鲁特氏，与他一向敬重的慈安太后不谋而合。但他又怕这样选择会招致母亲的责难，因此，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决断的时刻终于到了，载淳必须用手中的玉如意决断出谁是大清未来的皇后。这事不但事关自己，而且事关国体，让载淳心中非常紧张。他忐忑不安地来到四位待选秀女面前，不知如何决断，头上沁出了豆大的汗珠。载淳看了一眼慈安太后，她正以鼓励的目光望着自己；再看慈禧太后，那严厉的目光分明是在警告自己。载淳更加紧张了，捧着玉如意的双手不由得颤抖起来。他向太监传了一杯茶，想镇定一下情绪。茶来了，就在他端起茶杯的瞬间，一个灵感突然闪现在脑海中。只见他把手中的茶水猛地向地下一泼。在场的人们大惊失色，以为皇帝发怒了。再看载淳，他神色坚定地面向秀女，让富察氏和阿鲁特氏依次从泼了茶水的地上走过来。富察氏相貌秀丽，极爱干净，值此选后的关键时刻，只见她轻轻提起精美的裙袍，低着头，小心翼翼地从茶水污渍上跨了过来。阿鲁特氏相貌虽不十分漂亮，但雍容端庄，知书达理，受过良好的教育。她深知在两宫太后和皇帝面前应持的礼仪，对眼前的茶水视而不见，端庄稳重地迈步向前，缓缓从茶水污渍上面走过，茶水玷污了她美丽的裙角，她也全然不理会。这时，载淳说话了：“提衣服的爱衣，不提衣服的知礼。选后取德，选妃取色。因此，我愿立崇绮之女阿鲁特氏为后。”
说着，郑重地将那柄玉如意交到了阿鲁特氏手中。至此，大清皇后的人选就这样确定了。慈禧太后虽然非常生气，但面对这以理服人的选择，她也无可奈何。接着，载淳把选妃的荷包放进了富察氏手中，封她为仅次于皇后的慧妃；又封知府崇龄之女赫舍里氏为瑜嫔；封崇绮之女的亲姑姑阿鲁特氏为珣嫔。载淳终于以“泼茶选后”的智慧遂了心愿。然而，他未曾料到，这违背了母亲意愿的选择，日后竟会给自己和皇后带来巨大的人生悲剧。大婚第二年，18岁的载淳开始亲政。按理，皇帝大婚当年即应亲政，但因母亲不肯放权，只好拖至第二年。主政之初的载淳确有一股奋发向上的热情。他一改过去懒散的习惯，勤于政务，在亲政第三天就下令整顿财务，严禁内务府动支户部款项；他谕令各地整顿厘金，严禁官吏侵渔百姓；他让各省举荐人才，广开言路，以备采用……载淳天真地以为他的兢兢业业能够博得母亲的赞许，让她安心。然而，他想错了。慈禧希望儿子亲政后，仍能像以前那样小心谨慎地服侍自己，事事向她请示、汇报，听她指教。可是，载淳却偏偏不再听命于母亲，他事必躬亲，独理朝政，单独召见大臣，独自裁决军事政务，从不请示汇报。这样一来，自然惹恼了母亲，她不断找碴训斥载淳。载淳对母后干政深恶痛绝，不肯就范，因此母子矛盾日益加深。正当载淳对母亲的管束和干政忍无可忍，绞尽脑汁想摆脱时，机会来了。他从太监处得知，母亲十分想重修圆明园。为讨母亲欢心，并让她从此离开紫禁城，载淳决心重修圆明园。其实，慈禧早在几年前就想重修圆明园，因遭到大臣们强烈反对而未能如愿。她深知此举需要动用巨额资金和大量物料，不得人心，提出来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声望，因此迟迟没有公开主张。这次儿子提议，正可借机了却夙愿，即使遭到攻击，也不关自己的事。果然，重修圆明园的上谕一发布，立即引起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载淳极力坚持，慈禧兴致更甚，不惜亲躬画样，定款式，工程如期动工。但是，此时正值多年战乱之后，国库早已空虚，根本无力支撑如此庞大的工程，重臣们轮番劝谏停工。载淳与他们反复辩驳，震怒之下将十位重臣一起革职。一直坐山观虎斗的慈禧太后认为时机已到，便将载淳狠狠教训了一顿，然后恢复了十重臣的爵衔职务。载淳费尽心思，没想到最终得利的是母亲，她借自己之手整治了权倾朝野的恭亲王，又把自己的政治声望狠狠地践踏了一番。一次次政治较量受挫，载淳终于认清了自己的傀儡地位，初亲政时的那份激情被亲生母亲的权欲彻底浇灭了。慈禧太后在专权干政的同时，还极力干涉载淳的婚姻生活。载淳婚后与皇后志趣相投，茶余饭后经常谈诗论句，感情真挚深厚，相亲相爱，由此引来慈禧的嫉恨。慈禧一方面给皇后施加压力，冷脸相向，另一方面又推崇慧妃，强迫皇帝移爱。她对载淳说：“慧妃贤明，你应该多加眷顾，好好待她。皇后年少，不懂礼节，不要总到她宫中去，妨碍了政务。”
载淳敢怒不敢言，但仍然我行我素，与皇后形影不离。慈禧见儿子不听话，便派太监监视，查看载淳与后妃同房的记录。只要皇帝与皇后同房，第二天就要训斥皇帝，并变本加厉地折磨皇后。皇后为了让皇帝少遭责难，便有意疏远皇帝。载淳不明就里，反复追问皇后为什么，皇后才哭诉了原委。载淳震怒了，一气之下干脆独居乾清宫，皇后和妃嫔的寝宫都不去了。据传说，苦闷无聊的载淳便是因此开始频繁地微服出宫，遍游酒肆、猎色纵欲。为了避开王公大臣，载淳狎游时不敢去高级的清音小班，只是浪迹于偏僻街巷的茶室小馆，有时也涉足污秽简陋的暗娼小寮。就这样日复一日，乐而忘返，荒淫无度，终于招致恶果，染上了恶病。病痛并没能使载淳的寻欢作乐有所节制，导致其身体素质越来越差，各种病毒乘虚而入。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载淳终于一病不起。他先是头眩胸闷，皮肤出疹，御医一时不敢确诊。因似天花，按此下药，吃后果然全身发出了花疹，御医由此诊断为：“系天花二朝之喜。”
继续治疗。5天之后，载淳病症逐渐减轻，御医诊断为“由险渐化为平之象”。然而，就在这时，母亲慈禧策划了一出夺权的大剧，强逼儿子将统治权交回到她的手中。经此一折腾，载淳本已好转的病情又突然逆转恶化，到11月18日再次发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公元1875年），1月12日，发病后的第37天，同治帝载淳在养心殿东暖阁终于结束了他19年短暂而痛苦的人生。同治皇帝的死与他的众多先辈一样，留下了一个越解越混乱的谜团。也许他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也许真的是拈花惹草种祸根，也许纯粹是正常的病亡。不管怎样，一个有个性的皇帝如此短命，仍然让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