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帝载淳早逝，皇后皇妃都没有给他生下皇子。那么，谁来继承皇位？此问题也是当时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是清王朝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当时，载淳的皇后阿鲁特氏已经身怀六甲，不久就要生产。但慈禧太后借口国不可一日无君，急于马上选定新帝人选。她还认为，载淳青壮年患恶疾而死，不论皇后所生是男是女，身体都不会太健康，所以不适合立为君主，应另选其他皇族宗室子弟。按清代立嗣规定，同治帝是“载”字辈，他死之后，应在下辈即“溥”字辈中选择继承人。但如果依照这个规矩办的话，慈禧就成了太皇太后，没有理由辅佐幼帝、垂帘听政了，权力应转交阿鲁特氏。这是慈禧所不能容忍的，于是她采取坚决的态度力主立“载”字辈宗室子弟为新皇帝。在同治帝去世前夕，慈禧、慈安两宫太后于养心殿西暖阁，召见恭亲王奕、醇亲王奕□、贝勒载治、载澂以及军机大臣文祥等28位王公大臣。慈禧对众大臣说：“皇上已经没有指望了，因此立新皇帝的事不能再拖下去了，你们想一想宗室中谁适合继承大统？”

众王公大臣知道慈禧肯定已经有了最佳人选，同他们商议无非是走过场而已，若说错了，惹得她生气，以后日子好过不了，因此谁也不敢说话。只有文祥觉得自己是三朝元老，又不是宗室中人，有说话的责任，又无偏袒的嫌疑，因此他奏称当立“溥”字辈的宗室子弟为太子。“溥”字辈近支也有很多人，其中以奕讳的孙子溥伦当立。对此，有人提出异议，慈禧抓住机会，立即表态：“‘溥’字辈中无人合适，而醇亲王的次子载湉，现已4岁，又是皇上的至亲，因此他应当承继大统。”

随后，懿旨传出，颁布天下。众王公大臣听后，都惊呆了，无言以对。醇亲王奕□更是如雷轰顶，大惊失色，随即痛哭失声，昏倒在地。恭亲王奕觉得这场面实在不像话，大声呵斥奕□，但奕□根本听不进去。奕见他昏倒之后，命人马上将他抬出去。在场的其他人一言不发，此事就这样定了下来。载湉在载淳病逝的当夜被迎进皇宫，这就是后来的光绪皇帝。由此，载淳皇后阿鲁特氏腹中的胎儿、同治帝的亲生骨肉继位无望。慈禧与阿鲁特氏的婆媳关系原本就不好，于是开始利用手中权力对同治的未亡人进行排挤和打击。阿鲁特氏对自己的人生感到无比绝望，同时，为了表示抗议，竟吞金自杀。后虽经抢救不死，但她心如死灰，毫无生念，又绝食数日，终绝命西归。这时，距载淳大行之日仅50余天。阿鲁特皇后的死震惊了朝野上下，反应强烈。有一些大臣不畏慈禧之威，直言上书。御史潘敬俨给慈禧上一奏章，说皇后无论是因悲伤过度而死或者是自杀，都表明她的气节，值得大力表彰：“不做任何表示，不能安慰亡灵；不加封号，不足以安定人心。”

慈禧知道他在借题发挥，恼羞成怒，斥之为狂言乱语，目无君主，将他罢免赶走。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在阿鲁特氏未死之前就要求慈禧在铁券上写明待皇后生下皇子即让他继承大统，因此慈禧把他叫来大加训斥了一番。但这件事并没有因为阿鲁特氏的死就平息下去。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吏部主事吴可读参加了同治帝棺椁安葬仪式之后，触景生情，感慨万千。他想就此事再上书一封，希望引起慈禧的重视。但他知道自己官卑言微，一书进宫无异于石沉大海，音讯全无。于是他选择了“尸谏”。吴可读在返京途中，于蓟州三义庙里题了一首绝命诗，然后服毒自杀。当吏部官员闻讯来收尸时，发现了他临终前写的一份奏折。全文1650多字。文中谈到光绪皇帝即位的背景，清代历朝皇位传继的规定，希望两宫皇太后不要破坏祖宗及朝廷的法规，力改前面的错误，以安同治皇帝在天之灵，杜绝朝野种种流言。吴可读的尸谏弄得慈禧非常难堪，但又不便发怒。读罢遗奏，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这个人未免有点饶舌。这件事谕旨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要他来说些什么闲话？”

慈安太后说：“一个小小的主事，敢发这般议论，而且以死表明自己的忠心，总算难得。”

而慈禧下旨不准臣下再议论此事，令将吴可读的奏折抄录一份存档，将尸身好好安葬。从此，再没有人为光绪皇帝继位的事挑起风波，慈禧垂帘听政把持大权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当皇帝好吗？若说不好，为什么它成了众人争过的独木桥？若说好，为什么崇祯皇帝哀叹自己的儿女生于帝王之家？对于光绪来说同样成了一个难解的死结：一生的幸与不幸全在于那个冰冷的皇帝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