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先生的话锋转变，让苏亦猝不及防。

原来你是这样的邹先生。

面对这样的盛情邀约，苏亦能怎么办？

当然是要拒绝了。

然而，怎么拒绝却是一个技术活。

苏亦的拒绝方式也很简单。

跟搪塞王永兴先生的道理一样，苏亦说，“要不，我先回去问问宿先生，看他那边有什么安排。”

邹先生点头，“这样也好。”

至此，这事翻篇。

话题再次回归课堂。

邹先生又望向苏亦，“要不，你继续讲一讲？”

苏亦讲啥啊？

不讲。

连忙摇头。

邹先生竟然露出遗憾的表情，就连台下的学生也一脸遗憾，就连坐在旁边的王讯都忍不住问，“小师兄，咋不讲？我们还想听呢。”

苏亦瞪他一眼，“安静，邹先生讲得挺好，我就不狗尾续貂了。”

这家伙竟然还贫嘴，“还好不是狗尾续貂蝉！”

“滚！”

这一次，苏亦终于克制不住了。

说实话，邹先生讲课，趣味性还是很足的。

他一开始讲教材。

讲他编著商周考古讲义的经过。

“你们现在使用的讲义是我56年，从兰大调回北大任教的时候，编写的，当时还是油印版，相比较之下，现在的铅印版就镜子很多。”

邹先生当年在兰大的讲授《考古学通论》和《古文字学》，在西北师院还讲《商周铜器》，56年9月份被调回北大历史系任助教，主要指导田野发掘实习。

同时，也开始编写《商周考古》讲义，甚至还讲郭宝均先生所编《殷商考古》改为《商周考古》。

要问邹先生研究生导师是谁？

他肯定会毫不犹豫的说是郭宝均先生。而不是张政烺或者苏秉琦两位先生，尽管这两位先生都是他的指导老师，甚至还苏秉琦先生还参与主要辅导，但邹先生的学术思想显然是郭宝均先生一脉相承。

俩人都是研究商周考古的。

甚至回到北大，他开始的开设也是《考古学通论》商周部分。

不过，邹先生正式讲述商周考古课程，则是在57年。

在此之前，北大的商周考古课一直叫中国历史考古。

从57年开讲，一直讲到现在。

邹先生对商周考古的研究，有多深入，可想而知，苏亦才不愿意献丑，不然好丑的。

邹先生讲完讲义部分，又讲到他的求学之路。

跟台下的学生分享，他是如何从法律系转入史学系以及又是如何走向考古这条路的。

这部分，苏亦不陌生。

但，通过旁人或者是其他资料去获知，跟本人亲自讲述，这两者体验完全是不一样的。

此刻的苏亦，有种见证历史的感觉。

既然讲到史学系部分，邹先生自然而然就讲到顾颉刚的《古史辩》，还讲到顾颉刚的著名史学观点——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还提到另外一句著名的话，“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邹先生说完，问，“同学们，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自然是不知道。

要是都知道。

就没苏亦什么事情了。

偏偏他们不知道，苏亦就被邹先生喊起，“苏亦，你跟大家说一说吧。”

之前，研究复试的时候，苏亦就曾经说过自己读过顾颉刚的《古史辩》，显然，这是邹先生记得了。

实际上，北大的诸位师长在学生年代的时候，没读过顾颉刚《古史辩》的人极少。

邹先生不仅读过还精读。

好在，他没问多困难的问题。

不然，苏亦就尴尬了。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就是邹先生刚才提到的，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这句话怎么了解呢？也很好了解。”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例如：周代，人们起初认为最早的帝王是大禹；到孔子时，人们心目中最早帝王向上提早到了尧、舜；战国时，文献里有了更早的黄帝、神农；汉以后的描述中有了更早的盘古。所以，就是时代越靠后，传说的古代史部分就越长，甚至后面连神话故事都出来了。”

“第二点，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这句话，也不难理解。例如，关于舜，舜被孔子时代人们看成是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里就成了全方位积极有为的圣人，到孟子时代增加了‘模范孝子’内容。”

“第三，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确切状况，但是，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例如，我们不一定知道实际的夏商史是怎么样的，但是，可以知道东周时代人们心目中的夏商史。这部分，如何知道？自然是从古文献以及考古资料多个方面去了解的。”

“实际上，1923年，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这篇文章里，就已经系统地发表了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学说。”

说完，苏亦望向邹先生，像是个等待表扬的三好学生。

邹先生给予肯定，“讲的挺好的。”

那么古史辩讲个啥？

就是单纯的辩论古史吗？

并非如此。

作为疑古学派的领袖人物，顾颉刚提出这样的观点，就是要告诉世人古史不可尽信。

疑古学派把一批古书考订为伪书，对中国最早的古代历史产生了怀疑，因清理伪古史形成古史辩学派。

他的观点，安全就是动摇了人们一直以来的固有观念。

这样就彻底打破旧有的认知，是的中国上古史需要重新研究、认识和构建。

听起来，顾颉刚还挺牛掰的。

实际上，这位先生也挺牛掰的。

然而，疑古学派就没缺点吗？

不然。

到了后面，整个学派的风气就有些歪了。

变成什么都质疑了。

好像对啥都要质疑。

质疑太多。

也不是啥好事。

尤其是在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国内动荡不安，国民一度怀疑自己的文化以及人种之劣等。

这种情况下，你还老怀疑，就动摇国之根本了。

甚至，到了后面，还有人以讹传讹，说顾颉刚认为大禹是条虫。

天地良心，顾颉刚就是打个比方，结果就被断章取义，大肆宣传。

这种情况下，疑古学派的学术观点就跟当时的国情格格不入了。

毕竟，19世纪末至20世纪处，中山先生根据清末民初学者研究的结果，提出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

五千年从哪里算的？

就是从黄帝纪年开始算。

还把黄帝认为中华民族的祖先。

而，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恰巧就是梁启超先生率先提出来的。

然而，当时，有不少的学者接受西方研究方法的影响，认为中国历史是从西周开始。

好家伙，这样一来，就把中国西周以前的历史给抹去了。

这可能吗？

自然是不可能。

这部分历史，在殷墟的发掘成果公布以后，就不攻自破。

毕竟甲骨文的存在，已经明确证明商代的存在，表明中国历史还可以提早。

不过殷墟终究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夏文化的存在。

而顾颉刚虽然假设大禹可能是条虫，但这位老爷子也没有否认夏的存在。

然而，邹衡先生为啥偏偏去纠结这些啊？

他的课堂上为啥要讲述这些。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上的就是商周考古。

而商周考古就是在研究这些课题。

毕竟，57年北大考古专业还把商周考古放在中国历史考古课程上讲述。

既然提到殷墟，提到甲骨文。

邹先生自然而然，也不会只提顾颉刚，他还提到郭沫若郭老。

“我当年转入史学系读书的时候，向达先生就向我推荐郭沫若先生的诸多著作，这些著作对我有这极大的影响，我甚至花了一年时间，死啃郭沫若先生的《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学术著作，才基本上掌握了有关甲骨文和金文有关的知识。当然，以我的甲骨文工地，很能在短短的一年内全部读懂这些学术著作，但是我仍然从中发现他在中国上古史研究中有三大难题没解决，致使他终身遗憾。”

说到这里，邹先生问台下众人，“大家有人读过郭老的书吗？比如他的这些甲骨文作品。”

又是一次集体不约而同的摇头。

邹先生也不意外，“你们往后可以读一读的，比如苏亦，他年纪轻轻，就掌握了不少甲骨文，通读郭沫若以及王国维两位先生的诸多甲骨文著作，这可是非常了不起的功底。”

说着，他有望向苏亦，“那么苏亦，你知道郭沫若先生还有那些难题没有解决吗？”

苏亦摇头再摇头。

他当然知道。

因为他曾经翻过郭老的书，说通读甲骨文那是扯，但读过却是真。

不仅如此，他还读过邹先生的诸多著作以及传记。

邹先生的这些疑惑，他就算不读郭沫若先生的书，仅仅是在邹先生后世的相关文章中就曾多次提及。

不过这是作弊得来的。

不是他自己的总结。

苏亦当着本尊的面，自然不好意思说。

再说，邹先生也只是习惯性提问，也不是想让他说。

不然早就让站起来回答问题了。

那么为何有这么一问呢？

自然是讲课技巧。

就是一个同学们一个印象。

你们的小师兄那么厉害了，他都不知道这个问题，那么我作为老师讲给你们听，你们就要更加注意了。

此刻的苏亦，完全就是被苏亦拿当工具人了。

既然是工具人就有人作为一个工具人的觉悟。

不逾越。

不然，你站起来回答问题爽了。

老师咋办？

老师也要爽啊。

你不能让对方卡在喉咙，憋在心里难受吧。

于是，苏亦很聪明的摇头。

台下的学生，显然是不知道，刚才那对视的一秒，实际上是刀光剑影，他们小师兄在跟邹先生，已经交锋数个来回了。

一、殷商前期，他在研究中国青铜时代分期时，仅仅提到滥觞期大率相当于殷商时期，而未作任何解说。

二、先周文化，他研究西周铜器铭文时，不只一次地说到，周武王以前的铜器一件也没有而感到遗憾。

三、夏文化问题，他认为夏代不会有多么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传下来的史影。

我当时存在一种幻想：这三大难题固然在古代文献和古代文字中都不可能得到解决，是不是能在考古学中求得解决呢？从此，我便肩负这三大难题走上了考古的征途，并且决心为此奋斗一辈子！原来我本想专攻古代文字，现在看来，古代文字既不能解决这三大难题，况且古代文字又是一项专门学问，我不可能兼顾二者，只好舍弃古代文字而专攻考古学。

考古学也是一项专门的学问，在大学阶段，我并不是专攻考古学的，只不过听了两三门考古课，可说并没有什么坚实的基础，非科班出身的我，自然感到困难重重。我遇到最大的困难有二：

一是田野考古，我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

二是研究古代器物，我不知道从何处下手。

在研究生的第一年，围绕着这两大困难，首先在书本上寻找方法。除了中外考古的一般书籍外，特别注意在中国考古学方面查寻资料。在当时，中国考古学的图书还不多，找来找去，只有四套图书是值得认真阅读的，这就是《安阳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城子崖》和《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可是，我读来读去，只觉得似懂非懂，根本抓不住重点。后来我才知道，这主要是因为我还没有参加田野发掘的缘故。

我首次参加田野发掘是在郑州二里岗，这是一处大规模的商代遗址。1949年以前，尽管考古工作者经常路过郑州，却无人留意此处遗址。我能在此前后工作两年感到莫大的荣幸，我的考古生涯就是以此处为基地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郑州的生活条件很差，我们住的是漏雨的茅草房，冬天用的火炉也不很暖，吃的是高粱面窝窝头，出门上工地都是背着工具等步行。不过，回想起这段生活倒是很有意义的，并不觉得是如何艰苦，因为当时我满怀着一颗要攀登科学高峰的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