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标题）邹先生的话锋转变，让苏亦猝不及防。

原来你是这样的邹先生。

面对这样的盛情邀约，苏亦能怎么办？

当然是要拒绝了。

然而，怎么拒绝却是一个技术活。

苏亦的拒绝方式也很简单。

跟搪塞王永兴先生的道理一样，苏亦说，“要不，我先回去问问宿先生，看他那边有什么安排。”

邹先生点头，“这样也好。”

至此，这事翻篇。

话题再次回归课堂。

邹先生又望向苏亦，“要不，你继续讲一讲？”

苏亦讲啥啊？

不讲。

连忙摇头。

邹先生竟然露出遗憾的表情，就连台下的学生也一脸遗憾，就连坐在旁边的王讯都忍不住问，“小师兄，咋不讲？我们还想听呢。”

苏亦瞪他一眼，“邹先生讲得挺好，我就不狗尾续貂了。”

这家伙竟然还贫嘴，“还好不是狗尾续貂蝉！”

“滚！”

这一次，苏亦终于克制不住了。

说实话，邹先生讲课，趣味性还是很足的。

他一开始讲教材。

讲他编著商周考古讲义的经过。

“你们现在使用的讲义是我56年从兰大调回北大任教的时候编写的，当时还是油印版，相比较之下，现在的铅印版就精致很多。”

邹先生当年在兰大的讲授《考古学通论》和《古文字学》，在西北师院还讲《商周铜器》，56年9月份被调回北大历史系任助教，主要指导田野发掘实习。

同时，也开始编写《商周考古》讲义，甚至还将郭宝均先生所编《殷商考古》改为《商周考古》。

要问邹先生研究生导师是谁？

他肯定会毫不犹豫的说是郭宝均先生。而不是张政烺或者苏秉琦两位先生，尽管这两位先生都是他的指导老师，甚至苏秉琦先生还参与具体辅导，但邹先生的学术思想显然是郭宝均先生一脉相承。

俩人都是研究商周考古的。

甚至回到北大，他开始的开设也是《考古学通论》商周部分。

不过，邹先生正式讲述商周考古课程，则是在57年。

从57年开讲，一直讲到现在。

邹先生对商周考古的研究，有多深入，可想而知。

苏亦才不愿意献丑，不然好丑的。

邹先生讲完讲义部分，又讲到他的求学之路。

跟台下的学生分享他是如何从法律系转入史学系以及又是如何走向考古这条路的。

这部分，苏亦不陌生。

但，通过旁人或者是其他资料去获知，跟本人亲自讲述，这两者体验完全是不一样的。

此刻的苏亦，有种见证历史的感觉。

既然讲到史学系部分，邹先生自然而然就讲到顾颉刚的《古史辩》，还讲到顾颉刚的著名史学观点——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还提到另外一句著名的话，“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邹先生说完，问，“同学们，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自然是不知道。

要是都知道。

就没苏亦什么事情了。

偏偏他们不知道，苏亦就被邹先生喊起，“苏亦，你跟大家说一说吧。”

之前，研究复试的时候，苏亦就曾经说过自己读过顾颉刚的《古史辩》，显然，这是邹先生记得了。

实际上，北大的诸位师长在学生年代的时候，没读过顾颉刚《古史辩》的人极少。

邹先生不仅读过还精读。

好在，他没问多困难的问题。

不然，苏亦就尴尬了。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就是邹先生刚才提到的，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这句话怎么了解呢？也很好了解。”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例如：周代，人们起初认为最早的帝王是大禹；到孔子时，人们心目中最早帝王向上提早到了尧、舜；战国时，文献里有了更早的黄帝、神农；汉以后的描述中有了更早的盘古。所以，就是时代越靠后，传说的古代史部分就越长，甚至后面连神话故事都出来了。”

“第二点，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这句话，也不难理解。例如，关于舜，舜被孔子时代人们看成是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里就成了全方位积极有为的圣人，到孟子时代增加了‘模范孝子’内容。”

“第三，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确切状况，但是，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例如，我们不一定知道实际的夏商史是怎么样的，但是，可以知道东周时代人们心目中的夏商史。这部分，如何知道？自然是从古文献以及考古资料多个方面去了解的。”

“实际上，1923年，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这篇文章里，就已经系统地发表了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学说。”

说完，苏亦望向邹先生，像是个等待表扬的三好学生。

邹先生给予肯定，“讲的挺好的。”

那么古史辩讲个啥？

就是单纯的辩论古史吗？

并非如此。

作为疑古学派的领袖人物，顾颉刚提出这样的观点，就是要告诉世人古史不可尽信。

疑古学派把一批古书考订为伪书，对中国最早的古代历史产生了怀疑，因清理伪古史形成古史辩学派。

他的观点，安全就是动摇了人们一直以来的固有观念。

这样就彻底打破旧有的认知，使得中国上古史需要重新研究、认识和构建。

听起来，顾颉刚还挺牛掰的。

实际上，这位先生也挺牛掰的。

然而，疑古学派就没缺点吗？

不然。

到了后面，整个学派的风气就有些歪了。

变成什么都质疑了。

好像对啥都要质疑。

质疑太多。

也不是啥好事。

尤其是在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国内动荡不安，国民一度怀疑自己的文化以及人种之劣等。

这种情况下，你还老怀疑，就动摇国之根本了。

甚至，到了后面，还有人以讹传讹，说顾颉刚认为大禹是条虫。

天地良心，顾颉刚引《说文》的“禹，虫也，从禸，象形”以及“禸，兽足蹂地也。”两段，疑禹本是古代神话里的动物。其实他只是说与虫有关，并没认为大禹就是条虫。这本是图腾社会里常有的事，不足奇怪。

结果就被断章取义，大肆宣传。

那么是谁率先黑顾颉刚的？

有传闻是陈立夫屡在演讲里说：“顾颉刚说大禹王是一条虫呢！”

那么陈立夫为啥黑顾颉刚？

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反正疑古学派，遭人黑的事情不在少数。

毕竟在当年，他们学术观点跟当时的国情有些格格不入。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山先生根据清末民初学者研究的结果，提出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

五千年从哪里算的？

就是从黄帝纪年开始算。

还把黄帝认为中华民族的祖先。

而，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恰巧就是梁启超先生率先提出来的。

然而，当时，有不少的学者接受西方研究方法的影响，认为中国历史是从西周开始。

好家伙，这样一来，就把中国西周以前的历史给抹去了。

这可能吗？

自然是不可能。

这部分历史，在殷墟的发掘成果公布以后，就不攻自破。

毕竟甲骨文的存在，已经明确证明商代的存在，表明中国历史还可以提早。

不过殷墟终究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夏文化的存在。

而顾颉刚引用古文，说大禹可能是条虫，但这位老爷子也没有否认夏的存在。

然而，邹衡先生为啥偏偏去纠结这些啊？

他的课堂上为啥要讲述这些。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上的就是商周考古。

而商周考古就是在研究这些课题。

毕竟，57年北大考古专业还把商周考古放在中国历史考古课程上讲述。

既然提到殷墟，提到甲骨文。

邹先生自然而然，也不会只提顾颉刚，他还提到郭沫若郭老。

“我当年转入史学系读书的时候，向达先生就向我推荐郭沫若先生的诸多著作，这些著作对我有着极大的影响，我甚至花了一年时间，死啃郭沫若先生的《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学术著作，才基本上掌握了有关甲骨文和金文有关的知识。当然，以我的甲骨文功底，很能在短短的一年内全部读懂这些学术著作，但是我仍然从中发现他在中国上古史研究中有三大难题没解决，致使他终身遗憾。”

说到这里，邹先生问台下众人，“大家有人读过郭老的书吗？比如他的这些甲骨文作品。”

又是一次集体不约而同的摇头。

邹先生也不意外，“你们往后可以读一读的，比如苏亦，他年纪轻轻，就掌握了不少甲骨文，通读郭沫若以及王国维两位先生的诸多甲骨文著作，这可是非常了不起的功底。”

说着，他有望向苏亦，“那么苏亦，你知道郭沫若先生还有那些难题没有解决吗？”

苏亦摇头再摇头。

他当然知道。

因为他曾经翻过郭老的书，说通读甲骨文那是扯，但读过却是真。

不仅如此，他还读过邹先生的诸多著作以及传记。

邹先生的这些疑惑，他就算不读郭沫若先生的书，仅仅是在邹先生后世的相关文章中就曾多次提及。

不过这是作弊得来的。

不是他自己的总结。

苏亦当着本尊的面，自然不好意思说。

再说，邹先生也只是习惯性提问，也不是想让他说。

不然早就让站起来回答问题了。

那么为何有这么一问呢？

自然是讲课技巧。

就是给同学们一个印象。

你们的小师兄那么厉害了，他都不知道这个问题，那么我作为老师讲给你们听，你们就要更加注意听。

此刻的苏亦，完全就是被苏亦拿当工具人。

既然是工具人就要有作为一个工具人的觉悟。

不逾越。

不然，你站起来回答问题爽了。

老师咋办？

老师也要爽啊。

你不能让老师如鲠在喉，憋在心里难受吧。

于是，苏亦很聪明的摇头。

台下的学生，显然是不知道，刚才那对视的一秒，实际上是刀光剑影，他们小师兄在跟邹先生，已经交锋数个来回。

好吧，这段说的有些夸张。

但事情大致就是这么一件事。

把苏亦拿来提溜一圈后，邹先生开始公布答案。

开始讲述着郭沫若先生未解决的三大难题。

“一、殷商前期，他在研究中国青铜时代分期时，仅仅提到滥觞期大率相当于殷商时期，而未作任何解说。”

“二、先周文化，他研究西周铜器铭文时，不只一次地说到，周武王以前的铜器一件也没有而感到遗憾。”

“三、夏文化问题，他认为夏代不会有多么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传下来的史影。”

好端端的，邹先生为什么会提到这个三个未解之难题。

就在学生们疑惑之际，邹先生开始说，“我当时存在一种幻想：这三大难题固然在古代文献和古代文字中都不可能得到解决，是不是能在考古学中求得解决呢？从此，我便肩负这三大难题走上了考古的征途，并且决心为此奋斗一辈子！原来我本想专攻古代文字，现在看来，古代文字既不能解决这三大难题，况且古代文字又是一项专门学问，我不可能兼顾二者，只好舍弃古代文字而专攻考古学。”

“那么后来我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就是看书，读研第一年，围绕着这两大困难，首先在书本上寻找方法。除了中外考古的一般书籍外，特别注意在中国考古学方面查寻资料。在当时，中国考古学的图书还不多，找来找去，只有四套图书是值得认真阅读的，这就是《安阳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城子崖》和《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可是，我读来读去，只觉得似懂非懂，根本抓不住重点。后来我才知道，这主要是因为我还没有参加田野发掘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