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又回到城里，在小学和在中学任教期间，我又为数以百计的伤病员治疗过伤病，而且依然和过去一样，不要任何报酬。

不仅不要钱，连名声也不让他们张扬。

治疗都是在暗地里悄悄进行的，疗效是保密的。

父亲与师父“救人济世”的做人准则，我视为立身之本。

不追逐个人名利，固然是我不愿张扬的原因之一，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不是一个取得行医执照的医生。

再说，我施行的道医并不为当时人所理解，不小心，“封建迷信”的帽子扣下来，我就招架不住了。

所以，差不多十年的行医实践都是非公开的，甚至是有些秘密性质的实践。

这个阶段，我因为年轻气足，精力充沛，一遇到伤病员，有个实践机会，就贪婪地抓住不放，象个十足的饿汉，不过，正因为这大量的实践，才使我在这个领域里日臻成熟，并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

我不惴冒昧，竟敢向摩托车宣战。

事情发生在1983年的寒冬。

地点在海拔近三千米的跑马山下康定城。

12月9日的康定，城周围重迭的群山银装素裹，城内时见冰帘垂挂，天寒地冻，人们都躲在屋里，烤着炉火。这时，一个身着公安制服的中年男子冒着彻骨的寒风，骑着摩托车在路上行进着。高原上的路早就冻结了，一不小心车轮就会打滑。

果然，不幸发生了，摩托车翻倒，车翻人伤。

这个骑车人就是甘孜藏族自治州公安局的干部赖发忠。

老赖马上被送到当地医院，照片的结论是：“右腿胫骨粉碎性骨折，胖骨粉碎性骨折”。

医院给他进行了骨复位，并打了石膏。卧床整整三个月后，取掉石膏，伤处红肿仍未消失，骨痂也未生成，于是医院只得将老赖右腿伤处再打断重接，仍如前法炮制。

又是三个月过去了，老赖的伤处还是红肿不消，也形不成骨痂。治疗宣布失败。

本地治疗不好，老赖就被转到内地求医。他去了两家大医院，无论哪一家医院诊断之后的结论都一样；骨髓腔已闭合，唯一的办法是施行手术，从膝关节处截肢。

老赖的右腿保不住了，这个正当壮年的汉子眼看着就要成为一个残废。

在这严酷的现实面前，倔强的老赖说：“我宁肯自杀，也不愿锯腿！”

老赖立刻回到甘孜州，四处寻医求救。

恰巧这事被州体委知道了，他们找到我，问我象这种情况还有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已经是1984年6月，距离老赖车祸受伤已经半年。

我的回答只有两个字：试试！

胫、排二骨粉碎性骨折；两次接骨均告失败；两个大医院宣布骨髓腔已闭合，除了截肢别无他法；而且病程又已绵延整整六个月··……

面对这一切，我只能说：“试试！”

我不惴冒昧，决心向摩托车宣战了。

我先对赖发忠施以道家的一种特殊的手段——理法进行治疗，以吻合其裂痕，舒通筋脉，然后再对着他发放内气，一股沁人的凉气浸入老赖的骨质。

第二天，老赖伤处一直存留的红肿突然消失了许多。

第三天，我如法再治，红肿全消。

我按祖传36味接骨丹古验方配药，为他调药外敷，又亲制蟹散让其内服。

20天后老赖不仅自己感觉良好，而且到医院照片，结果令他瞠目结舌。照片结论是：“骨痂形成，愈合良好。

”治疗了180多天，两次接骨，求的就是骨伤处形成骨痴。

180多天没有得到的东西，在宣判截肢后，我仅用了20多天时间就让他得到了。

他怎能不惊讶得几乎不相信照片的结果，怎能不惊喜得热泪盈眶·····

以后发生的事更让他惊奇！

25天以后，老赖可以下地行走。

30天后，老赖重返工作岗位，无论行动攀登，皆如常态。

我有一个大病房，我成了应接不暇的医生

我不是一个医生，我有作为一个体委工作干部的业务本行，但是“救人济世”的责任心和弘扬气功道医的强烈意愿支撑着我，只要时间和精力许可，我总是乐意为病人解除痛苦。

我的病房很大，很大，无边无涯。

在路上，我救治过急病患者；在火车上，我挽救了一名肠绞痛患者垂危的生命；海外同胞、外国友人也都曾经是我的病员。

虽然每次发放内气治病，都要使我个人受损，但当病人痛苦不堪的表情消失，痛楚遁去之时，我就得到莫大的安慰，以致忘记个人的疲惫。

我这里有一封成都军区新都干休所穆静德写给我的感谢信，信中写道：

“我因脑血栓后遗症引起右偏瘫已两年，行走困难。于1988年4月7日14时23分，由两个人扶进教室，请王庆余老师作气功治疗。

经王老师8分钟发气点穴，立见成效。我感到轻快了，丢掉拐杖，无人搀扶，自己来回走动。回到家里也可以自己上楼(原来要人扶上楼)。

我和家属都很感谢。”

成都市西城区教育局干部贺光瑶长期患阵发性心动过缓。

每次发病时都要有短时间的休克晕厥。后来服用过一段时间的中药，有所好转。

1987年10月13日下午，贺光瑶突然感到背痛，心里不舒服，一直到晚上疼痛都未减轻，9点时疼痛加剧，整个背心都痛起来，且头晕。这时她家中无人，她正准备开门出去叫人时，突然晕厥，休克在地。醒来后，她支撑着好不容易打开门向邻居呼救，马上又再一次晕倒。正好她的居处离我家不远，我于是被叫去了。

.…..

贺光瑶醒过来了，适才的症状诸如心慌乱、难受、头晕等等，均已消失，而且就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没有再复发过。

我手上还有一封病员潘瑞凡写的证明。

现全文抄录如下：

“我叫潘瑞凡，现在成都电机厂经营计划科任调研员，我于1984年患类风湿关节炎，以后病情逐渐加重，血沉一般都在100cm以上，类风湿因子阳性，先后在厂卫生科住院部、成都市某大医院住院部住院，经中、西医共同治疗。

遵医嘱，服用大量激素，当时虽有所好转，自觉症状减轻，但由于长期服用激素，以致引起脊椎压缩骨折(有x光照片证明为据)，疼痛难忍，生活不能自理，不能活动。医院意见希望我尽快转上级医院明确诊断。

故于86年年初出院回家，请省体委王庆余同志用气功点穴治疗并加服中药，点穴3次后，我即可以起床活动，3月时间经7次治疗，脊椎症状基本消失，生活开始自理。

现除四肢远端稍有不适外，其余均已基本正常，病情之所以能好转，主要是王庆余同志点穴、发气功治疗以及加服中药和外敷所取得的成果。”

1988年5月，我的“大病房”来了一位特殊病员，她就是早已闻名全国的台湾著名女作家琼瑶女士。

能为这位笔耕不辍，写出那样多感人作品的作家治病，我感到荣幸。

关于那次治病的情况在近十家报纸上都有过报道，我在这里摘下《中国体育报》1988年7月24日据《团结报》写的一篇报道。

这文章比较真实地记录了那次治病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