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川没有说话，她理解这个和自己当年经历过爱情一样感受的同性。这时候郑炫开口说话了：“我知道是谁派他来的，他有何目的。‘孩子没娘，说来话长’。这个故事还要从我那笔震撼东南亚的土地交易说起。”

郑齐敏，你也是大学生，叔叔考你一个问题。城市在泰国已经出现了几千年，但比城市更古老的是广大的农村，你说说，为什么在近现代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城市化’？是的，绝大多数专家教授都认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这是一个只解释了表面现象的不负责任的看法。我们要的是曹冲称象，而不是盲人摸象。表象化的解释妨碍了我们对城市化深层次原因的认识。城市的特征，就是能提供农村所没有的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是城市土地价值的唯一来源。城市不动产的价值，说到底，就是其所处区位公共服务的投影。无论城墙还是道路，或是引水工程，公共服务都需要大规模的一次性投资。在传统经济中，一次性投资的获得主要是通过过去剩余的积累。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大型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设施巨大的一次性投资，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主要障碍。突破性的进步，来自近代信用体系的创新。通过信用制度，未来收益可以贴现到当前，使资本的形成方式得以摆脱对过去积累的依赖，转向预期收益。信用制度为大规模、长周期的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可能。现代理论倾向于用技术进步解释经济增长。事实上，研发活动伴随人类历史数千年，但只有在信用制度出现后才独立出来，成为一种关键的因素，这说明没有信用制度和原始资本，技术创新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昙花一现，研发更不可能成为一种独立存在的生产方式。其实，如果把基础设施也视作一种产品，城市化本身就可以看作工业化的一部分——用工业的方法生产基础设施。正是由于现代金融和技术创新同时为工业化与城市化提供了原始资本，两者才得以相继启动。因此，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共生关系，而非因果关系。只有资本才能为资本做抵押。信用制度的关键是如何获得‘初始信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启动，都必须跨越原始资本的临界门槛。一旦基础设施积累完成，就会带来持续性税收。这些税收可以再抵押，再投资，自我循环，加速积累。城市化模式的选择，说到底就是资本积累模式的选择。不同的原始资本积累模式，决定了不同的城市化模式。历史表明，完全靠‘内部积累’很难跨越最低的原始资本门槛。强行积累，则可能引发大规模社会动乱。因此，早期资本主义的原始资本积累，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外部掠夺完成的。几乎每个发达国家，都可以追溯其城市化早期阶段的‘原罪’。传统泰国社会关系是典型的差序格局，民间信用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熟人社会，因此只能是小规模和短周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