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在火车上匆匆一别，一晃两年多过去了。

那次当我回到北京没有几天，胡露露就加了我的qq，我不记得给过她号码呀，但是马上明白她一定是向我表弟要的。

她管我要了手机号码，还给我发了几张她在避暑山庄拍的照片，那些金碧辉煌的亭台楼阁和她的歌特风别提多不和谐了，更何况她在每张照片里摆的pose都是故意搞怪的丑样子。

再后来，除了过年时的例行祝福外，我和她说的话肯定不超过十句。我跟这位“小太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代沟。

哦不！应该叫鸿沟。

但我同时也想，她大概和我这个“传统风”的中年大叔也没有说话的兴趣。所以我以为尽管都住在北京，但是自己和胡露露这个奇怪的女孩儿也不可能会有再见面的缘分了。

所以当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说要介绍她的男朋友给我认识的时候，我既诧异又好奇。诧异的是我以为跟她远没到这份交情，好奇的是一个她那样的女孩找的男朋友会是什么“风”呢？至少是个“杀马特”吧？

她的语气显得非常焦急，我又找不到推脱的理由，只好答应这三两天抽时间去找她。

“您能不能现在就来？算我求您了！”

“现在？”我吃了一惊，这都已经晚上八点了。

刚才电话一接通，她先问我在不在北京，而我老老实实地回答：“在”。

以后真得长点心眼了，必须先搞清楚状况再决定怎么回答。

五分钟后，我开车上了南三环路，忐忑不安地驶向她说的目的地，心里因为好奇又有点莫名的兴奋。

地方并不远，在距离我家半个小时的化工路上。那条路正在进行扩宽工程，两旁都立着铁板。铁板有两米多高，可能是蓝色的也可能是绿色的，因为天已经黑下来，路灯照射下的一切都失出去本来的颜色。

我远远地看见路边站着一男一女，其中那个边跳边挥手的正是胡露露。她边上那个男的虽然看不清楚长相，但是身高不会低于一米八，身材不胖不瘦、精神干练，看上去比外表本来就小于实际年龄的胡露露大上不少。

嗯，虽然我是外行，却也有十足的把握肯定，这个男的绝不是歌特风的。

而且不但他不是歌特风，就连胡露露自己也不是了！

因为路窄车多，我只能不变车道地踩下刹车。胡露露一把拉开副驾的车门，大呼小叫地钻进车来。在车里自动亮起的灯光里，她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主色调”从黑色变成了五颜六色的一大团色彩。

她原来那头全是尖儿的短发留长了，烫出很多卷儿后扎成左右两个马尾，发色外层是粉色，里层是蓝色，颜色很扎眼，但是不同颜色间的过渡却很自然，我无法确定那是否也是假发。

最重要的是，她脸上的那团阴森森的“丧气”没有了。脸色红扑扑的，眼线是黑色的，眼影却是白色，而且边缘整齐，像剪了a4纸帖上去的。眉毛不知道是染的还是画的，用了和头发一样的粉色。嘴唇是很鲜艳的粉红色，泛着层金光。

这肯定也是一种什么“风”，但肯定比死亡歌特强多了，起码回到了人间，和她的娃娃脸很搭，虽然也很扎眼，却总算多了点可爱，像是一个动漫里的人物。

我刚要开个玩笑，问她怎么“变型”了？她却又手忙脚乱地下车，和那个男的一起坐进了后排。

只耽误了这么一会儿功夫，周围催促的喇叭声已经响成了一片。

胡露露让我在下一个红绿灯左拐。车速很慢，我利用向后视镜打量那个男的，他长着国字脸，寸头、五官端正、浓眉大眼，是那种第一眼就会给人留下良好印象的小伙子。

我心中暗暗纳罕，有没有搞错？这竟然会是胡露露的男朋友？

“这就是我跟你提过很多次的王哥！”胡露露开始给我们双方介绍，仍然是记忆里那种硬倔倔的嗓音和语气。

“您好！王哥。”小伙子很规矩地说，语气有些拘谨。

我刚要回答，胡露露突然扑到我的椅背上，说：“王哥，他是我老公梁海阳，您看棒不棒？”

“什嘛？你都结婚了？”我的手哆嗦了一下，差点打歪了方向盘。

胡露露当然没结婚，她只是喜欢这么叫罢了，这是一个不懂什么叫不好意思的女孩子。

后来我跟梁海阳熟了，和胡露露不同，我和这个朴实的小伙子之间没有那么大距离感。

他对我讲了他的经历，还有他和胡露露之间的故事。

出于行文和阅读的方便，我决定先把梁海阳讲的故事写出来，然后再接着说我和他以及胡露露的这次见面。

只听“梁海阳”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他来自沿海地区，但其实他的名字里的“阳”是太阳的“阳”，而不是大西洋的“洋”。他实际上出生在西北农村，周围丘陵环绕、世代缺水。

梁海阳他爸叫梁贵，为什么给儿子起一个如此“波澜壮阔”的名子就不得而知了，也许那是出自一个最远只去过西安的农民对大海的憧憬吧。

于是长大以后，“去看大海”也成了海阳的一个梦想。

他的老家就像中国的几乎所有农村一样，男孩子的家庭地位是最高的。他有两个和妈妈一样疼爱他的姐姐，从小集万般宠爱于一身，是全家人的希望。在不远的将来，他也将成为家里的顶梁柱，这是他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除了种地以外，海阳他爸梁贵做过十几年的民办教师，后来一直担任村长。所以海阳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尽管日子也过得并不宽裕，却从来没有让孩子们挨过饿。

海阳在这片贫瘠而辽阔的土地上成长，上山下河、爬树逮兔子，无忧无虑。可是在他上初中的时候，像很多不幸破产的农民家庭一样，海阳妈妈的一场大病花光了全家的积蓄，虽然最后病治好了，家里却已经一贫如洗，能变卖的都卖了，还欠下了不少外债。

海阳家乡的男娃除了安分种地以外，只有外出打工和当兵入伍这两条出路。至于上大学，县里好几年都难出一名大学生，即便考上，高昂的学费对当地的农民家庭来说也是天文数字。

所以在中学毕业以后，海阳就边在砖厂干活边等待招兵。

那时候老来得子的梁贵已经不小了，变成了梁老贵，他想方设法地让还有半年才够入伍资格的儿子当上了兵。

用梁老贵自己的话说，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搞“不正之风”。